一、创业历程

　　随父经商，经受锻炼。

　　陈嘉庚父亲陈杞柏，早年赴新加坡经商。先做大米生意，货源从越、泰、缅采集转销于新马各地。后又经营小型菠萝罐头厂、菠萝园和房地产等业务。1899年，其资产已达30余万元，在商场上亦稍有地位。可惜后来杞柏因“染上洋烟”，放松企业管理，人心离散，致使企业由盛而衰……

　　1890年秋，陈嘉庚应父函召到新加坡之前，在家乡集美念过几年私塾，识字不多，做事勤勉；耳闻目睹旧社会种种弊端及积弱贫困等现状，感触殊深。出洋后在父营米店“顺安”号协助族叔经管文书及银钱货账。族叔时而回梓，米店业务由其暂代。陈嘉庚从父经商期间，公忠职守，廉洁自律，刻苦学习，勤劳操作，代理经理两年，“顺安”米店得利六干元，初步显示出其经商才能和为人品德。

　　1899年冬，陈嘉庚第三次回国，葬母守孝三年。返新后，只见情况大变。父亲满面愁容不语不言，族叔半身不遂卧床不起，企业濒临绝境。虽经陈嘉庚力挽狂澜，苦心支撑，仍人不敷出，负债累累，1904年初，陈家产业只好宣告倒闭。

　　家道中落，使陈嘉庚感慨万千。他说：“家君一生数十年艰难辛苦，而结果竞遭此不幸，余是以抱恨无穷，立志不计久暂，力能做到者，决代还清，以免遗憾也。”

　　家道中落，更使陈嘉庚深切体会到：如果当家不管事，不管人，不理财，等于没当家，企业必败无疑。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  陈嘉庚随父经商十四年，初尝人生甜酸苦辣，经受了锻炼，教训深刻。

　　重起炉灶，经营菠萝。

　　企业倒闭，陈嘉庚没有气馁，决心重起炉灶大干一番。1904年春，他首先看中菠萝罐头。菠萝为星洲特产，质地优良，采购方便，制成罐头可远销欧美。而且生产周期短，原料可赊购，费资较少，有利可图。他便当机立断，从速从简，投资七千元，利用简易厂房和旧的机器设备，赶在夏天菠萝旺季前投产，同时还合法接办一家菠罐厂，经营伊始，产销业务就搞得红红火火。

　　当年在星洲，菠罐厂及经营此业的洋行有二十来家，竞争异常激烈。而摸清行情，见机行事，是竞争成败的关键。精明机智的陈嘉庚了解到各种罐头包装总共几十种，条、方、枚装产品虽系大宗，但产者众，利薄。杂装产品虽非大宗，工艺难度大，却无人生产，利厚。陈嘉庚知难而进，将杂装产品全包，独得其利。接着陈嘉庚又发现，同业者对菠罐生产，多按季核算成本，盈亏季末方晓，漏洞甚多。他却实行当日采购，当日生产，当日核算，不许混杂，生产过程中严禁浪费，厉行节约，每日从清晨到午后，必到厂视察。当年年终结账，获利六万，开张吉利，人心安定。

　　重操米业，试种橡胶。

　　陈嘉庚独立经营，初战告捷，颇受鼓舞，决心再接再励，多方拓展业务：

　　——扩大菠罐厂厂房，增添设备，以低价购进半闲置空芭地500英亩，种植菠萝，两年后可产菠萝罐头二万余箱。这个园是当时当地最大的菠萝园，名日“福山园”。

　　——投资二万元开设一家米店，当年得利八千元。又以四万元人股投资一家熟米厂。熟米能治脚气病，向为华侨和印人所喜爱。经销印度，利厚。投资入股后适逢熟米涨价，当年得利十万元。

　　远征曼谷，一举多得。1911年春，陈嘉庚往曼谷办理业务。获悉北柳港盛产菠萝，当地无人制罐，便设厂制造，兼采稻谷。他在曼谷期间，还参观一家华侨经营的制米厂，发现其晒谷埕上装有可以自动进退的活动屋盖，晴天可打开，雨天及夜晚可盖密。埕边且铺设有轻轨铁路，来回运输异常方便。陈嘉庚返新后马上拨款仿制，既节约大量劳力，又提高了工效，更避免了种种浪费，一举多得，十分高兴。

——试种橡胶，尝到甜头。1906年，南洋橡胶尚属稀物。某日，陈嘉庚获悉种胶可获厚利信息，便立即买来稀有的18万粒胶种，在福山园与菠萝间作，接着又在该园附近以低价置地扩种橡胶。翌年正当陈嘉庚对胶业满怀希望之时，却连遭两大不幸：一是父亲谢世；二是熟米厂失火，损失不小，严重影响资金周转。陈嘉庚不得已先将橡胶园抵押，待渡过难关后再另辟两处胶园，并充分利用新胶园土地，既种橡胶又套种木茨和菠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数年后仅橡胶园一项即盈利25万元，获利金额为各业之冠。

　　1904—1911年，是陈嘉庚独立创业的头七年。他在经营中兢兢业业，胆大心细。在此期间，他不仅能重信义偿还父债，同时还赢得“菠萝苏丹”美称，而且还初步摸索出种植橡胶的经验，且已拥有四家菠萝厂、两家米厂(店)、两处橡胶园。累计获利45万元。当年在新加坡，能如此赢利，已称得上有一定实力的华侨实业家。陈嘉庚身在南洋，心系祖国，此时已决意在集美兴学，以图报国。

　　抓住时机，发展航运。

　　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船只紧张，运输困难。陈嘉庚经营米业均需借助海洋运输。只得先租船两艘，分别来往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。经营数月，颇为顺利。再租两艘，兼运英政  府所需木片往波斯湾。后租船到期，便决定以70万元低价购旧货轮两艘(均为三千吨以上)，自用兼外租。“一战”四年仅船业一项收入就达160万元，获利甚丰。1918年，两轮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舰艇击沉，损失惨重。幸好两船事先均已投保，共得赔款130万元，扣除本金尚得60万元。只是船业从此中断，不能再以航运谋利，殊为可惜。

　　“一战”期间，陈嘉庚除大胆涉足航运外，继续经营米业，菠萝业则让出，营业重点逐步向橡胶业转移。至1918年已拥有橡胶园三处，面积达5000英亩，橡胶厂三家，资产总值达400万元。这时，陈嘉庚在新加坡已成为崭露头角的华侨大实业家了。

　　主攻橡胶，再创辉煌。

　　1919年，陈嘉庚回国筹办厦门大学，企业交其胞弟敬贤等人代理。1922年他返新后，眼见市场出现新的竞争形势，又立即采取下列强化橡胶经营措施：

　　——以低价买进马来亚各埠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的胶厂九家。连同原自有一家，加以改造充实，每月可产胶布三万余担，一年得利100多万元。

　　——扩大橡胶园。在新马等地再开辟新胶园，面积增至15000英亩，成为南洋华侨大橡胶园主之一。

——发展胶品制造厂。大量生产各种车胎、胶靴鞋、卫生用品、日用品等橡胶制品，还创出闻名退还的名牌产品“钟标”陈嘉庚胶鞋。其时连同制胶厂在内，大小工厂已达三十余间，公司员工达三万余人。

　　 ——遍设经销处，实行自销为主，请人代理为辅。经销处及代理商遍及世界五大洲，一百多处。

　　上述措施实施后，公司利润直线上升。1925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，年利近800万元(叻币)，资产总值1200万元。至此，陈嘉庚不仅在新加坡，在南洋也算得上一位实力雄厚的华侨大实业家了。

　　连遭重创，企业收盘。

　　古人云：祸今福所倚，福今祸所伏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西方经济逐步复苏，列强对东方殖民地经济争夺更形剧烈。西方财团看到市场橡胶制品利厚，便竞相投资设厂制造。1926年胶品供过于求，胶价猛跌。新马市场自春至冬，生胶每担从180元跌至90元。东邻日本大力推行“南进政策”，采取税收优惠和出口津贴等国家手段，制造廉价胶品，在东南亚市场压价倾销。在诸多列强财团联合排挤打击下，陈嘉庚所属公司深受其害，而又势单力薄，难以抗衡，经营遂一落千丈。1926年年度总决算，企业不仅无利，而且亏损30余万元。

　　1928年5月3日，“济南惨案”发生，激起国人及侨胞公愤。陈嘉庚领头筹款救济受难同胞，他创办的《南洋商报》也极力宣传抵制日货。日商及奸商怀恨在心，串通一起，放火烧毁陈嘉庚最大的胶品厂，损失惨重。经过接二连三折腾，陈嘉庚资产损失过半，元气大伤。

 　　1929年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，世界市场一片混乱。1931年，新加坡生胶每担跌至破天荒的七八元，胶鞋每双从一元多跌至二角，尚且无人问津。面对如此凶猛的经济危机，陈嘉庚企业连年大亏，有人劝其停止校费，以维持营业，陈嘉庚斩钉截铁地表示：“不，我的企业可以收盘，学校绝不能关门。”因此他多方筹措经费，包括变卖部分校产，举债，甚至出卖大厦，以维持集美、厦大经费。此时，陈嘉庚负债金额已大大超过其资产总额，被迫接受当地银行集团建议，将其独资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。至此，陈嘉庚大权旁落，失去企业自主权。虽然稍后企业一度似乎又有新转机，但殖民地当局又规定产品只许由一家英商专卖，不许自由经营。陈嘉庚虽竭力反对却无效。英国财团仗势欺人甚至公开狂言：“我英国人之利权不容他国人染指。”陈嘉庚眼看经营前途无望，不愿俯仰由人，毅然于1934年初决定将企业收盘。

　　若干年后，有人诚心向陈嘉庚请教企业经营之道，他回答说：“有两条。一是要有祖国做靠山；二是要有经济的眼光，还要有政治的眼光。”陈嘉庚这两条，是他在海外经商几十年的心血结晶。
 
二、生财之道 

　　陈嘉庚的海外业务虽然最终是结束了，但毕竟有过一段异常闪光的辉煌岁月。1904年起，他自主经营，由于敢想敢干，多谋善断，至1925年鼎盛时期，前后不过短短21年，增值1700倍。陈嘉庚从一名不起眼的侨商，迅速发展成为赫赫有名的“千万富翁”，从一个普通小业主，一跃成为名震海内外的“橡胶大王”。其生财成功之道，除了陈嘉庚自己总结的两条宏观经验外，根据有关资料综合分析，还有以下几方面具体经验值得借鉴：

　　 从客观上讲，20世纪初，正是第一世界大战前后。西方列强忙于战前备战，战时交战和战后复苏，无暇东顾。因此为陈嘉庚大胆创业，驰骋商场，发财致富，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。”

　　从主观上讲，主要是陈嘉庚本人肯学肯钻，目光远大，胆识过人，不仅具有非凡的经商才能，强烈的爱国意识，还有在商场上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，对经济决策和经营方法每每有独到之处。比如：

　　一、从当地市场实际出发，打有赢利把握之仗。

　　 陈嘉庚创业初期，为什么一开始先从菠萝和米业人手?这是因为经营这两个行业，一来投资少，资金周转快；二来原料有保证，销售有渠道；三来随父经商时，对两业有接触，情况明，有赢利把握。加上他办事精明果断，说干就干，能因陋就简，不失时机地快速上马投产经营，结果第一仗就打得很漂亮。实践证明，陈嘉庚原来的主观设想符合客观实际，经营作风也是雷厉风行，值得称道。

　　二、敢为人之不敢为，敢于和善于冒风险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世界大战期间，海上作业异常危险，一般商家多退避三舍。但陈嘉庚深知“商场如战场，商战如海战”、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之奥秘，敢想人之不敢想，敢为人之不敢为。他大胆涉足航运，开始是“逼上梁山”，搞跨海经营，船只是运营的先决条件，所以只好先租两船。待租船顺利，业务扩大，决定再租两船，这是“自觉上山”。后来租期又到，只好再“冒险人海”进而购买两艘旧轮，自用兼外租，连年得利均甚厚。1918年，两船在地中海不幸沉没，由于事先均有保险，算总账，不仅不亏，还赚了一大笔。此举说明陈嘉庚善于捕捉商机，敢为人之不敢为，敢于和善于冒特大风险，在经营决策上远远胜人一筹。

　　三、认准目标，全力以赴。

　　橡胶原产中美洲，属珍贵植物，严禁出口。19世纪末由英国秘密传入新马，识者甚寡。1906年，陈嘉庚经营菠萝遇到困难，在摸索市场行情过程中，意外得到种橡胶可获厚利的宝贵信息。凭着陈嘉庚的商业敏感，深感此业前途广阔：一来橡胶系热带植物，适于新马种植；二来20世纪汽车将迅速发展，橡胶轮胎需要量必大增；三来祖国橡胶其时尚属空白，在新加坡发展橡胶，员工多为华侨，日后可为祖国做贡献。陈嘉庚认准目标后便一再加大对橡胶的投资力度，从扩大橡胶园，到扩展橡胶厂和熟品制造厂，所制产品从托人代销到直接经销，销售地区从新马扩展到五大洲，形成供产销一体化，农工贸一把抓，第一、二、三产业同时上的现代化经济格局。规模宏大，利润可观，终于赢得“橡胶大王”美誉。要是当年缺乏经济眼光和商业敏感，不善于捕捉市场信息，或者虽获信息，未引起足够重视，不下功夫经营，那么再好的商业机会亦将丧失，更难以钱生钱，变小钱为大钱。

　　四、深入经营第一线，办事一杆子插到底。

　　 陈嘉庚认为：“一种实业的成功，不在初创时拥有雄厚的资金，而在经营得法与否，初创时都是极其渺小，经过长期奋斗，渐渐扩大，终成巨富。“陈嘉庚办事一向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。其公司规模庞大，人员众多。他身为公司总管，亲自制定章程，做到人人遵守，概不例外。对重点企业每日必到，从早到晚，认真巡视，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；发现经验，迅速推广。他处处精打细算，注重修旧利废和成本核算，不图形式而求实效。在生产和经营中，历行增产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促使企业蒸蒸日上，财源不断涌进。

　　五、知人善任，任人惟贤。

　　为了使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，陈嘉庚在经营管理中，处处留意发现和培养管理人才，只要忠实可靠又精明能干，一经发现就破格提拔，委以重任。例如，李光前原是一家国货公司英文秘书，但他为人诚实，年轻，能进取，有才华，通晓中英文和涉外业务，深得陈嘉庚赏识。经过培养考察，予以重用。结果使公司橡胶业务迅速发展，其本人才华也得以充分发挥，尔后更成为南洋后起的华人领袖。又如陈六使，原为陈氏橡胶园的普通员工，由于年轻干练，有魄力，工作认真负责，被陈嘉庚发现后，改派他到另一家橡胶厂工作并逐步让他任高级职员，工作出色，管理能力得到迅速提高。后来，陈六使也成为新加坡著名侨领和大实业家。他们事业有成后仍然念念不忘陈嘉庚当年的栽培与提携，继续忠诚地支持陈嘉庚开创的公益事业，为当地和家乡的建设发展做出重大贡献。

　　六、得道多助，侨众拥护。

　　陈嘉庚独立经营以来，艰苦创业，步步高升；才华横溢，智慧超群；倾资兴学，热心公益。他早年参加同盟会，支持孙中山，拥护辛亥革命。1911年被新加坡闽籍华侨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，1923年继任新加坡怕和轩(又称百万富翁)俱乐部总理，1929年被推举为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，1938年出任南侨总会主席。他一向忠诚为社会服务，为维护华侨正当权益，为发展当地社会经济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反过来，新马和南洋各地爱国华侨和华人也衷心地信任、支持和拥护他，为他的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承担的社会重任而鼎力相助。这种有形无形地互相凝集的力量所产生的价值，是难以用金钱数字来衡量的。

　　三、用财之道

　　 俗话说：“会赚钱只是一半本事，会赚钱又会花钱才是大本事。”世界上会赚钱者不少，发财之后真正懂得花钱者不多，而其中的佼佼者更少。爱国侨领陈嘉庚，长期背井离乡漂泊海外，在异国他乡含辛茹苦几十年，好不容易嫌来一笔钱。但他经商赚钱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其最终目的是要将赚的钱都拿出来为社会办好事办大事，为社会培养大批有用人才，以便建设一个能与“欧美列强并驾齐驱”的独立统一和民主富强的新中国。

　　一、陈嘉庚花钱的几条原则：

　　——“取诸社会用诸社会”的原则。他时常对友人说：“我的金钱取谙社会，亦当用诸社会”，“财自我辛苦得来，亦当由我慷慨捐出”。他还引用西方谚语说：“金钱如肥料，撤播才有用。”

　　 ——“用钱必须得当”原则。他用钱的座右铭是：“应该用的钱，干百万也不要吝惜，不应该用的钱，一分也不要浪费。”

　　——“自奉节俭，一心为公”的原则。他说：“今日中国贫困极矣，吾既为中国人，则种种举动应以节俭为本。”他还说：“人生在世，不要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，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。”

　　 ——“不能只知发财，不知救国”原则。他针对少数人存在只顾私利而不知救国倾向，语重心长地批评说：“我们如果终日只知赚钱不知救国，纵然发了财，但是做奴隶，做亡国奴，发了财又有什么用?”

　　——“多为社会想，少为儿孙计”原则。他认为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勿为儿孙当马牛。”他还常以“针无两头利”为比喻，教导子女：“我既立意为社会服务，当然不能再为儿孙计；若兼为儿孙计，则不能尽量为社会服务。”又说：“父之爱子，实出天性，人谁不爱子，惟别以道德之爱，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。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，愚而多财则益其过，实乃害之，非爱之也。”

　　总之，陈嘉庚用钱的最重要原则，是处处为国家为社会着想，而不为个人和子孙打算。充分体现其为人处事的高尚品德。

　　二、陈嘉庚独立经营企业期间，各种费用开支状况和所占比重：

　　据早年有关历史资料记载“，陈嘉庚从1904年(30岁)独立创业到1931年(58岁)企业临近收盘的28年间，其各种费用总支出1331万元(功币)，其中捐资兴学支出837万元，为兴学而支付银行利息380万元，两项合计共121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2％，捐赠其他公益事业、还债及佣金等合计7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％；家庭费用30万元，仅古总支出的2％。

　　由于陈嘉庚在海外家庭人口众多(其中子女就有十七人)，又身居繁华闹市，家庭费用(含个人费用)平均每月不到一千元。如果不是处处精打细算勤俭节约，区区小数，何足维持?当年陈氏克己奉公情况，从陈氏父子后来回忆中，也得到充分证实。陈嘉庚说：“鄙人在新加坡时，地处繁华，每月除正当费用外，零费不及二元。所以如此者，盖以个人少费一文，即为吾家多储一文，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，积少成多，以之兴学，此余之本意。”。陈嘉庚五子陈国庆也回忆说：“父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。平日身上的现款不超过五元。他从来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，即连怕和轩附近的菜馆、咖啡店，也未光顾过。”他还说：“父亲的事业到1925年进入黄金时代，属下各公司在这年获利八百万叻币，他显然是南洋一带富豪之一。可是在生活上自奉甚俭，起居有常。这是他从小养成的好习惯，而终身不渝。“

　　三、陈嘉庚一生花钱的三大重点。

　　南侨知名人士洪丝丝是陈嘉庚挚友，跟随陈氏多年。他认为：“陈嘉庚一生所得金钱几乎全部用在爱国事业，其中绝大部分用在教育方面。”这些钱“如果当时买了黄金，估计现在当等于一亿美元左右”。

　　陈嘉庚倾资兴学重点，一是集美学校，二是厦门大学，三是新加坡华侨学校。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成功，陈嘉庚经营稍有得利，即立志兴办集美学校，从小学到中学及各类专业院校，学校规模之大，师生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。与此同时，陈嘉庚在新加坡又先后积极资助与创办六所华侨华文学校，开创了华侨在海外办学新风。1919年，陈嘉庚公司进一步发展，企业资产总值约达400万元左右，便雄心勃勃地回国筹办全国第一家侨办大学——厦门大学。为做表率，他带头认捐400万银元。其认捐数额正好与其当时全部资产总值相当。陈嘉庚在爱国兴学方面用钱气魄之大，目光之远，举世罕见。
 
　　四、陈嘉庚的晚年生活 

　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众望所归的爱国侨领陈嘉庚，一再婉谢周总理的真诚挽留，执意不在首都而要回故乡定居。他不愿当大官，而想继续干大事。虽然已经年迈，国家大事仍时刻记挂心中，对扩展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之事更难以忘怀。在集美，他自己原有一栋祖传住宅，抗战期间为敌机炸毁，一直没有修复。晚年回国定居后就住在集美学校校董会一间狭小房子里，个人生活极端俭朴。由于经常参与国事活动，人民政府发给他的工资是行政三级，每月390元，加上地区补贴共计539．80元。这个数额与其当年营业收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，用之于晚年生活及保健是完全必要的。可是他却自定每月伙食标准15元，嘱炊事员不得超支。余款全部存入集美学校会计处，作为公用。有时来了贵客，只是加几样小菜，连中央领导光临也不例外。50年代，陈毅元帅到集美看望陈老先生时，连连称赞说，此情此景不禁又使人回想起当年的延安时代。1930年5月，厦门破狱救友英雄、解放初期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同志重访厦门时，看到集美学校的校舍建得那样宏伟堂皇，而陈老自己的住房又那么简陋朴素，不禁十分感动，回广东后一再号召大家要认真学习陈嘉庚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　　陈嘉庚逝世后，海内外人士对他的怀念和崇敬心情与日俱增。原福建省委书记、后任中央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说：“尽管陈嘉庚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，但他的影响仍深深地留在我国和南洋各族人民心中。”因为“陈嘉庚一生对中华民族和南洋各族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，是跨越国界和跨越世纪的。”“一生勤奋的陈嘉庚，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，还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。”厦门大学早年校友、我国著名科学家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，不久前也深情地回忆说：“一个人在海外取得事业的成功本来就不容易，成功之后把一切成果献给国家，献给家乡，献给下一代的教育事业，这是何等的博大胸怀和献身精神!”